这本书描述了从1949年到2009年这60年间发生的8次危机,现在温铁军已经把8次危机更新到了10次危机,在网络上已经有相关视频,但是还没有编成实体书,所以这次的总结依然是围绕8次危机来讲解。这8次危机可以大概的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所处的工业化初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发生的三次内源性经济危机,第三个阶段是1997年和208年这两次输入型危机。

由于整书的篇幅巨大,所以这一次我的读书笔记并没有完全像书上总结的那么完整和详细,而是从危机发生的背景、危机的爆发和危机的应对这三个方面去解读每一次的危机,侧重点是理清其中的逻辑线索,所以在我讲演期间会出现很多事件并没有详细的解释,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内容可以去看原著或者是网络上温铁军老师亲自讲解的视频。

二战期间或战后发生解殖运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般都致力于参照其原来“宗主国”(后来被称为’’发达国家’’)的模式实现工业化,但在他们中间,仅有少数得益于战后形成的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地缘战略重构的政治因素,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都随着其原宗主国或明或暗、或优或劣的引导而跌入“发展陷阱”。

如果人们愿意对战后兴起的发展主义做“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而只看其客观经验过程的话,那么在原住民人口超过 1 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并顺势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产业扩张”和“结构调整”阶段;从近年来的发展看,则可认为是进入工业化后期,在国内产业资本过剩的客观推动作用下,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的新阶段跃升的过程。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是在几乎不具备工业化内外部条件的情况下进入工业化的。除了外部条件外的约束外,还有内部条件的约束,其一是农民高度分散,其二是资本绝对稀缺。于是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由经济和政治的内在互动导致的危机,不仅势必发生,而且频度还要高得多。

一、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

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一般被认为是“工业化初期阶段”,也叫国家工业化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突出特点是经济大起大落,具有明显的经济周期的特点。其间发生过三次城市经济危机,间隔约 7— 8 年。客观地看,这三次危机都是直接向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和国营、集体农场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 I960 、1968、1975年三次“上山下乡”总计有约2000万以城市中学生为主的知青和几乎同样规模的以农村中学生为主的回乡青年),而政府同时通过加大提取农业剩余来“内向型”地转嫁因危机而暴露出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代价。可见,中国的“三农”(农村、农民、农业)不仅承接了当代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而且成为此过程中承受经济危机代价的主要载体。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1960 年城市就业人数为1.3亿人,而到 1962年,则下降到 4537万,可知危机爆发后两年萧条期间的“失业”总数应该是 8536 万,客观上是城镇就业人数减少了 65%。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率只要在 10% 以上,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当年中国虽然没有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但在资本集中的高风险的城市社会发生的却是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各种政治运动。

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代价,都不可能像殖民主义宗主国那样对外转嫁,而只能依靠一定制度条件对内转嫁,这是一般规律,被称为“成本转嫁论”,后发国家,基本上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

建国初期的国内外环境:

(1)国内环境

1949年农业总产量只有战前年平均水平的75%,灾民达到4000多万人。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内的全部黄金储备,为了维持军队和国家机关,大量印发钞票导致财政赤字严重。诚然,这些与财政、金融相关的高物价、高失业等严重的经济危机都发生在城市,而那时候的中国农村却要稳定得多(此时农民群众占总人口88%),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行的土地改革,如同历史上任何朝代实现均田免赋都会造成农民忠于自己的国家一样。

但另一方面,客观上构成了城乡之间本质上对立的矛盾:由于此时农村大部分为小农经济,城市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就要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提取农业剩余,而此时会产生极高的“交易费用”。比如城市民族企业生产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的“铁犁”,成本为29元,售价39元,但是在农村无论政府怎么宣传动员,也很少有农民会购买。原因在于土改之后全面恢复的农村经济,仍然是传统小农经济:一是村里的木匠打个架子,铁匠打个犁,套个牲口就可以耕田了,并不需要再去购买一个“铁犁”。二是农村长期以来,多种经营并不走现金交易,而且村民也没有购买的习惯,通常是自给自足。这些交易费用难题,转化为“制度成本”,直接导致城市营商环境恶劣,发生大量假冒伪劣、投机倒把、贪污贿赂和徇私舞弊的情况。

(2)国际地缘战略环境

1949 年建国之初,尽管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提出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却在国内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向苏联多次请求援助未果。1950年6月发生的朝鲜战争,客观的导致二战后形成的帝国主义地缘战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出动了134万余人,付出了牺牲14万人,受伤被俘和失踪约25万人的巨大代价,中国才与苏联建立的战略同盟关系,才有苏联1950-1959年期间合计约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的援助。在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强大外来投资的拉动作用下,中国迅速走出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萧条,开始了工业化的高速原始积累阶段。

(一)、第一次危机 1958-1960 苏联撤资

1、发生背景

苏联对中国工业援助期间所伴生的客观结果:来华苏联专家除了在工厂和企业成为实际上的主管之外,还在政府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等领域
协助中国完成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建设,唯有如此,政府各
个部门才能适应以投资城市为主的苏式工业化经济在管理上的需求。于是客观上造成在城市中实行的主要是“全盘苏化”的体制。

但是,经历过长期的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军队)全盘苏化是有所警觉的。斯大林逝世后(1953年3月5日因脑溢血病逝于莫斯科),苏联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毛主席敏锐的察觉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因此在1955年底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他在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8年苏联提出了新的军事结盟,希望在中国构建联合海、空军指挥机构和通信电台系统等更加符合苏联远东军事战略的要求(通俗的讲就是苏联想绑架中国和美国进行冷战对峙,而中国不愿意),这种涉及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谈判要求,中国领导人肯定是无法接受的。直接的结果是由苏联专家协助制定的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中苏关系恶化,最终使得原有的主要依靠大规模外部投资拉动的,以重工业为主的“政府公司主义”形式的经济难以为继,遂导致第一次危机的爆发。

2、危机爆发

苏联投资终止后,中央政府动员国内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勉为其难的地维持对以重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的拉动。1958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57年的29.0%上升到1958年的55.7%。同时,中央政府权力下放,由于地方政府初次尝试财政权,计划权和企业管理的自主权,在没有来得及建立工业化必需的“学习机制”的情况下,只能沿着苏联投资所形成的重工业模式,继续推进地方工业化,才会有现如今被人们看做是荒唐的“大炼钢铁”和“大跃进”。

而财政占比在1958年下降到20%的中央政府,以增发货币为手段加快累积,导致政府财政赤字显著增加,终于在1960年爆发了赤字危机。1958年财政支出预算为332亿元,实际支出却为409.6亿元,超出了23.4%。如下图可知,在苏联撤走专家后,国民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回落,持续了3年,国民经济进入了“萧条阶段”。

在苏联投资中断后,国内资本要素稀缺程度近乎为0,国家的经验是发动几乎全体的官员,知识分子,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用广大集中的劳动力去替代稀缺的资金要素,当时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去搞工业化劳动,据记载:1958年底全国用于钢铁行业的劳动力达到了9000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的人,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人。由于苏联专家的撤走,这段时间的工业化只能是“高成本,高浪费”。到了1962年,城市就业人数由1960年的最高峰值1.3亿人下降到4537万人,这是经济危机爆发后连带造成的社会代价。

3、应对方法

1962-1963年期间之所以出现经济复苏,并不是城市的工业增长,而恰恰在于农民退出城市的工业化。

1961年政府作出农村集体化政策的实质性调整,一是改人民公社全面统治的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二是农民可以在生产队内搞“三自一包”。这实际上放松了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对农民的全面控制,由此,农业的生产逐渐恢复,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大幅提升,由五十年代第一次国家工业化时期8%上升到22%,的财政形式随之有所好转。

(二)、第二次危机 1968-1970 三线建设

1、发生背景

在因苏联中断投资而导致第二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后,60年代初,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旨在推进农、轻、重比例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针对的是50年代因苏联投资而导致的偏重,偏军的工业化结构。

但当年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周边地缘战略环境极其不稳定,此时相继发生了蒋介石政权借美国支持“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争,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略中国领海(据官方记载有800多次),更有美国和苏联先后多次策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一时期,中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核弹头的打击范围内,沿海的工业城市又在美国航空兵力的打击范围内,以此讹诈威胁,中国与苏联和西方国家事实上已经处于冷战时期的“热战”边缘。

60年代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内部讨论的很激烈,到底是进行“三五计划”还是进入战备经济模式,最终还是形成了以毛泽东意见为主的决策:一方面要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因为此时的西部地区不在打击范围内,遂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的“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部为三线,其中三线为重点。

三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从当时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中国已经建成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阵地,
使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

2、危机爆发

三线建设时期基本上属于自力更生,从1965 —1975 年(包括“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 建设”,据估算,从 1964 年到 20世纪80年代,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达到2052亿元,再加上1966年彻底偿还苏东投资形成的外债压力,转而造成了内生性财政赤字,导致危机爆发。

3、应对办法

应对这种危机的方法和1958-1960年第一次危机的应对方法大抵相同,1968-1970年期间,全国又有上千万的知青下乡,总之,这第二次财政赤字增加造成的城市危机,还是靠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而得以实现”软着陆“。

(三)、第三次危机 1974-1976 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1、发生背景

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再次改变了国际地缘战略格局,毛泽东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在1972 年开始恢复了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标志事件就是1972年的尼克松总统访华,美国解除长达20年对华经济封锁。

同期,以毛泽东认可的,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外资,主要是以设备,技术和管理为主,目的是调整之前向重工业倾斜的经济结构,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比如大规模引进西方化肥设备和化纤技术,使中国农业产量在1972-1974年翻了一番,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尼龙丝袜、洗衣粉,然后是电视机、洗衣机、冰箱这新“三大件”消费品的问世。

这次向西方引进外资和50年代向苏联引进外资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再有因战略合作条件下的特殊优惠,和苏联结盟时期,苏联会派大批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手把手的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技术和管理成本。而70年代转向西方后,要自己掏钱支付这些服务成本,同时上层建筑领域也要一改过去照搬苏联政府体制的思路,否则就很难适应从西方照搬过来的生产线的情况和内生性的制度需求。

2、危机爆发

由于引进了昂贵的项目和服务,中国几乎立马就出现了和“一五计划”完成,苏联撤资后类似的问题,在1974年开始投产引进成套的西方设备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而当时的总财政规模才800亿左右,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也就导致了国家工业化的第三次经济危机的爆发。

3、应对办法

应对危机的方法还是和之前差不多,这几乎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1974-1976年政府不得不再次通过晚年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动员城市数百万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通过这种方法,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下,所爆发的经济危机得以实现第三次“软着陆”。

二、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

按照官方的阶段划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间的这一时期,称为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生产力各个要素的流动整合和制度变迁代价转移的范围都显著扩大。这一时期,中国再次经历三次金融危机,和工业化初期阶段发生的周期性危机一样,这三次危机的发生也主要源自国内的经济因素。

这一时期,经历了农村改革的“去组织化”和农产品的市场化,所以当经济危机发生时不可能再借助农村集体化而直接转移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更多的提取“三农”剩余价值,除了第四次危机因推行农村改革,反过来有力的促进了城市经济复苏之外,后两次的危机都不得不在城市里硬着陆。

(一)、第四次危机 1979-1980 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复苏

1、发生背景

由于70年代以来的过度投资不断积累,再加上1978年以后处于过渡期的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福利和补贴支出增长过快,这两者共同导致财政赤字压力增大。具体表现在,前一节提到的1974年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四三方案”(43亿美元),导致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就在这个财政赤字问题还没来得及解决的情况下,1976-1978年新中国的新任领导人华国锋和其领导班子,试图进一步加大从西方引进外资的规模,并提出“八二方案”(82亿美元),仅仅1978年一年,就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并且还有50亿美元的意向没有签订完成,而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才不过1132亿元。

过度投资的原因:

一是因为1977年11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计划到20世纪末,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实现自动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8年7月,国务院务虚会进一步提出大跃进,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也造成了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纵使1979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还是没有压下来。

二是在这些年的原始积累和投资的过程中,长期过度提取全社会剩余,导致全体社会劳动者,不论城乡,生活长期维持在基本生存水平线上下,于是政府提出:在城市,要对国营企业增加补贴,给职工发奖金,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增加职工就业等;在农村,给农产品提价,贫困地区免税,支农投资提高等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政策也是在领导班子交接权利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局势的基本稳定,换区全社会最大多数支持的政治考虑。

上面两者都有构建新政权的合法性,而这两条战线的同时大手笔出击,恰恰又是互相矛盾的,一个社会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既是高积累的,又是高消费的。任何体制下依靠财政赤字透支政府信用,最终都会造成财政严重的入不敷出。

2、危机爆发

由于“四三方案”提出后,没过几年又提出了“八二方案”,持续的过度投资导致财政赤字严重,1979和1980年两年,货币投放量过多,物价上涨,连续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1979年的财政赤字为170亿元,1980年的财政赤字为27亿元。此时城市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毛泽东去世后,执政者很难再沿用毛泽东的影响力才有效的手段应对内政,再加上农村的“去组织化”,即人民公社解体,所以导致知青下乡的数量也逐年减少,1977年还有171.6万人下乡,1978年锐减到48.09万人,1979年再次减少到24.77万人。据统计,1980-1982年的城市无业人口总数极端时期高达4000万人,失业人口一多,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犯罪率直逼1950年刚建国时的水平。

3、应对办法

这一次的危机属于硬着陆在城市,但是后续通过“三农”政策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关于农村政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改革。

第一是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即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承包制,实现从最不经济的集体化农业领域退出以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具体的决策过程是:1980年中央提出“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因为之前中央给甘肃、内蒙、贵州、云南等地调配的过多的粮食,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国家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农民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此外,由于中国从1972年逐步恢复和和西方国家额外交关系之后,大量引进轻工,石油化工和一些支农工业为主的新项目,在政府垄断条件下,化肥和农机等支农工业产品产量增加并“统销”到农业,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同时农产品价格却保持不变,因此,尽管粮食产量增加了,人民公社却是在高负债和低效益中运行,以至于成为了国家财政的“包袱”。所以才会有农村承包制改革,使农村利益主体由过去的约70万个生产大队变成了2亿多个农户,使亿万农民获得了土地家庭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使农村劳动者能够多劳多得。当时还通过价格双轨制(同时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运行机制)的办法,扩大市场调节范围,这些趋向于市场经济的价格政策调整给农业主产品造成
的价格上涨幅度约达 49%,遂使农民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也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最求更高的产量。

第二是让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实现“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在70年代末,政府鼓励农民雇工或自雇,从事以往国家控制的工商业,即农村自主工业化,特别是社队工业化,为农业机械化筹集必要的资金,同时也能够为机械化所腾出来的劳动力寻找更多生产门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还能避免工业过分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弊病,是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80年代中国消费品市场整体紧缺给了乡镇企业足够的发展空间,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不仅拉动农民收入迅速增长,而且带动国民经济整体迅速回升。

农村工业化促进国家经济复苏的三个因素。

第一是农民因素,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由于当时“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因货币收入提高而有了购买力,填补了城市工业产品需求萎缩的问题,而且因乡村工业化导致农民需要工业品,同时也会生产社会需要的大批低端消费品,使市场上实物商品的流通量增加,吸纳了政府财政赤字和货币增发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的风险。

第二是农村因素,80年代的时候大约三分之二的村社仍留有集体资产并有收益分配,于是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体现出了传统的村社理性机制作用,即依托刚刚放开控制的生产力要素(集体资金,高纪律素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凭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而降低成本进入工业原始积累阶段。

第三是市场因素,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和产品市场初步放开,使得
低档次的一般消费品需求爆发性增加,那个时期位于城市的国家工
业在结构上仍偏于军事工业和重化工业,还没有来得及向满足一般消费
品需求的民生经济全面转型,而农村工业化与生俱来地就是面向市场的
消费品生产,所面对的又是史无前例地爆发性增长的消费需求,因此几
乎没有竞争对手地占有了空间很大的一般低档消费品的市场。农村工业化之后一直到1988年,乡镇企业年均增长率都在30%以上,超过同期国营工业和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近10个百分点,其短期内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自主工业化进程,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二)、第五次危机 1989-1990 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1、发生背景

这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从其基本特征来看属于以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投资大幅度增加为基础的滞涨形态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从1987年的11.6%下降到1990年的3.8%,并且伴随着1989年严重的政治风波等事件。

从物价水平看,高通货膨胀又是此次经济危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从1988年开始,1月份到9月份物价几乎持续上涨,虽然9月份中央政府采取“双紧”政策,之后物价趋缓,但仍维持在26.7%的恶性通货膨胀状态。实行紧缩政策后,随着存款贷款利率的提高,国民经济出现了被称为“三角债”的严重的债务问题,即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资金(比如甲企业欠乙企业的债,乙企业欠丙企业的债,丙企业又欠甲企业的债以及与此类似的债务关系)。

从货币投放结构来看,1989年货币存量达到12000亿元,但 M0 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得非常集中,1988年该层次的货币供应增长率髙达46.72%,而同期 M1 和 M2层次的货币增长率却明显滞后,仅为 13.13% 和 22. 38%,这意味着,1988年新增货币的大部分以现金形式存在,实际进入生产流通领域的数量则相对较少,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一旦需求过旺必导致物价飞涨。

M0(货币)= 流通中的现金,即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
M1(狭义货币)= M0 + 企业活期存款
M2(广义货币) = M1 + 准货币(居民储蓄款 + 定期存款 + 其他存款)

2、危机爆发

这一次危机的爆发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进而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势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其二,这又跟当时政府所激进推行的相关改革措施使大量隐含的制度成本被引爆密切相关。而其中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和1988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价格改革措施,则是其中至为关键的原因。价格改革的总的方向是:少数重点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 :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然而现实情况却与此次会议的政策结论有着极大的差距。

3、应对办法

这次危机依然主要发生在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措施,本质上仍旧有向“三农”转嫁制度成本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方面此次转嫁的对象也是乡镇企业,具体表现为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指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在国际市场),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

另一方面是减少对地方政府和政党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这使农民收入和消费连续下降,负担大幅增加,社会矛盾也有所增加,也压抑了处于上升势头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的消费,使国民经济由之前主要靠内需拉动转变为对外向型的经济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也可以解释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为何要迫不及待的纳入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

(三)、第六次危机 1993-1994 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外向型转化

1、发生背景

1987年3月,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提出:“要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1988年3月4日,国务院提出:”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出台这一政策主要是为了增加出口创汇以缓解债务压力,因为在80年代初,由于财政赤字危机爆发,国家外汇储备也变为负数,80年代中后期,出口换汇每得到1美元,大约3/4以上要给国家还债用掉,国家为了偿还债务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这种”大进大出”战略的提出,也历史性的宣告了中国特色的非国有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开端。

1991-1992年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人们来不及总结之前的经验,就又加快了对投机性较强的刚开放的股票、期货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于是,这三个高风险的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极为有利的推动了GDP的增长,中国经济几乎来不及复苏就直接进入了高涨阶段。

这时,恰逢1992年中共的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于是,于是利用价格双轨制捞得第一桶金的“官倒公司”和各种利益集团,纷纷借具有 “高度政治正确”的改革目标之名,行投资谋私、积累资本之实。一时之间,全国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与金融领域持续的混乱, 直接推动以GDP 为标志的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在90年代初期的投资狂潮中,有两个现象必须要提及:

第一个是1992年确立建设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中央颁布的“政企分开”政策进一步掀起了政府机关大办企业的狂潮,1992年就创建了20多万家公司。这批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的资本利益集团一旦问世,就迅即强化了以设租、寻租为基本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其内在地以权谋私所生成的制度成本,则因其特殊地位而得以顺畅地向全社会转嫁,强力地助推着 1993—1994 年的经济危机,这种改制如同林毅夫所说,推行政企分开的结果只是把政府部门变成了翻牌公司,除了将原来的处长、局长改称为经理、总经理和让这些人的工资上涨不再受行政约束外,行政垄断和靠政府的政策优惠和保护来生存的情形基本没有改变。

第二是自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各地纷纷以“发展才是硬道
理”为名扩大投资规模 ,遍及全国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上项目热,
都直接推动了投资热、集资热。放权的结果使得投资主体多元化,而相应的规范和制约机制又未建立起来,致使急剧膨胀的投资欲望更加难以抑制。扩大投资规模都急需要钱,于是竞相提高利率的群众集资活动和金融大战此起彼伏,各类债券、代币券、自制股票水涨船高,各种债券和集资利息一般都高达
 20%—40%,而储蓄增长幅度却减慢,不少地方甚至出现负增长。

2、危机爆发

这逼迫中央政府为维持金融体系的持续运作,只有增印钞票,向市场投放过量的货币,此时,全国金融机构普遍出现以严重“贷差”为现象的“金融赤字”
既反推了货币增发,又加剧了通胀预期。

外汇赤字,财政赤字和银行赤字这三大赤字同步爆发于1993年,迫使中央政府在1993年夏季再次宏观调控,并提出了稳定金融形势等16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这些载人正史的文件语言温和得体,但在当时的“政策圈”里却被称为“铁血 16条”,因其一系列加快市场化改革的宏观调控措施可谓“刀刀见血”。

3、应对办法

第六次危机之所以被主流认为是”软着陆“,主要是从CPI和GDP 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的,看上去似乎值得肯定,但是,伴随着“软着陆”的,却是国企职工大规模的下岗,以及公共事业领域的政府退出和民营化,以及乡村治理劣化,三农问题呈现爆发趋势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巨大代价。通常认为,这次危机转嫁的成本是城市和农村共同承担的。

第一,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这轮危机爆发和以往危机不同,它不是表现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率的变化上面,而是表现为地方经济以最高领导人南方谈话、促进改革开放为契机,陡然进入“过热”阶段,这和政府开放三大资本市场大规模增发货币是同步的,遂造成以三大赤字引发高通胀为主要危机的特征。而有政府从资本利益代言人的角度强制性的要求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并指责国企效率低下,却闭口不提之前国企打开大门吸纳待业青年的危机措施是导致国企人员冗余的原因。相比改革开放以前发生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不再具有向农村转移过剩劳动力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可能,而且政府在严重的财政赤字压力下大幅度从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事业领域退出,连基本保障都难以提供,迫使城里人痛苦地告别了 “生老病死有依靠”的传统体制,失去了相对于乡下人的最大的“身份优势。

第二,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和私有化。公共部门提供服务,往往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而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则具有信息绝对不对称,且具有可以被个体垄断获暴利的特征。任何体制条件下,只要政府放开信息绝对不对称的医疗和教育领域,允许其“产业化”经营,则势所必然地导致医院和学校乃至其从业者个人凭借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和学生的信息的绝对垄断地位,来获取超额利润。由于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减少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伴随这一体制的改革,发生了医疗高收费、药品商回扣,教育乱收费、乱集资和加重学生负担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因彻底腐蚀了相关知识分子群体(同时期,医生和教师的腐败也愈演愈烈),而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症。按照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应承担基础教育的责任,而当地方财政无力支付这一成本时,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下,本应为公共品的基础教育,也因改革之名而由老百姓来买单了。

第三,地方基层政府将增加的治理成本转嫁农村,导致社会矛盾严重。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实行了两次财政体制改革,这两次内在地体现了“甩包袱”政策思想的改革都对农村治理问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第一次是 1984 年实行的“财政分级承包”,这种体现了“政府退出”的改革不仅使农村所要承担的乡村两级上层建筑的成本大大增加,也使农村公共服务的财税来源改由基层(主要是农民)自己承担。第二次是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分税制原则上较好的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但是当时公共财政原则发生了很严重的偏离,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加大,地方可支配财力迅速下降,由于政府的自利性造成“财力上收,支出下移”,经过层层截留后,处于行政链条最低端的县乡基层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地方财政困难自然会使农民负担加重。

第四,金融资本异化实体产业,恶化林业及环境灾难。1993年严重赤字引发危机使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出台的“铁血16条”,超过一半是金融政策。本来应该是官倒投机和放权部门造成的经济过热弊病,却让全国跟着紧缩政策统一受罪。信贷状况的全面收紧,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综合信贷的平衡,限制地区间的信贷大大降低了货币的流通速度。20 世纪 90
年代金融资源配置愈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
寻找利润的增长点,形成虚拟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不是创造利润的工具,越是流动性差、缺乏投机获利条件的经济领域,金融资本就越是尽早远离,遂产生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的“金融排斥”趋势。正是因为越发没有流动性的经济领域,越是会出现金融排斥,才导致了资源环境领域出现灾难性后果,其中以山区林业最为典型。由于林业生产周期长,导致了林业资金周转慢,投资回收期长,经营风险大。在山西等地甚至出现了价格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四荒拍卖”,毁林盗伐及相关的贿赂和腐败到处发生,间接导致环境破坏。

第五,土地资源资本化发生根本改变。由于第一轮“圈地运动”中,乡镇企业和农村建房乱占耕地,滥用土地的现象极为突出,而且这种农村土地内部化的“农转非”的增值收益主要归乡村集体,政府几乎不能分享,却必须承担“粮食安全”的责任,于是中央逐步将耕地转为工商用地的权限收归国有,就在这种非农使用权利被上受到公司主义的政府手中时,土地的商品属性也逐渐确立,八十年代基层农村自主发展乡村企业的生产性的“以地兴
企”,改为九十年代地方政府满足刚性开支的消费性的“以地生财”,土地变现遂成为地方政府最快捷的生财门路。

第六,危机治理对三农影响的正反两个方面。从正面看,农村在与城市共同承接这次危机成本的同时,也因为粮价提升而提高了农民的收人水平。同时因为农民不必自带口粮进城,土地开发的高速扩张,大幅度带动了农民离土离乡的就业。但也有反面影响,在接着于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济周期发生作用,城市的粮食需求相对减少,同时总人口增长仍维持预期速度,导致粮食过剩的矛盾显露,当中国经济转向萧条后,随即导致粮食价格和效益双下降。

总之,这次危机是建国以来历次危机中的内发型经济危机和输人型危机的过渡期,也是分水岭,既是一个因中国产业资本逐步走向过剩
而导致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越来越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始走向外向型经济、从而受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由于没有集体化作为制度条件完全向农村转嫁成本,所以,虽然经济指标怡如官方文件所言实现了“软着陆”,但在城市涌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而农村为反对税费和土地征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开始显著地增加,城乡两个方面承载的危机代价都客观上转化为越来越多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同时,为了解决财政赤字,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继续退出,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承担了政府退出公共品领域的大部分成本。

三、1997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

在1949年-2009年这60年中,发生了4 次外资引进,每一次外资运作内容和结果类似,即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

中国“第一次外资”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 1950—1960 年的10年期间,因苏联连续投资和单方面骤然中止投资而导致经济先高涨后下滑,造成1960 年和 1968 年先后两次爆发赤字和就业危机。

中国“第二次外资”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因西方设备技术及服务代价高昂而造成了1994-1976,1979-1981年的两次赤字和就业危机。

中国“第三次外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同步,中央政府在承担过大的还债压力的情况下,允许地方扩大对外开放,造成中国1988—1989 年的滞胀型危机和 1993—1994年三大赤字同步发生的通胀和失业率高企的经济危机。

这 6 次危机虽然都和“引进外资”或“对外开放”有紧密关联,但在危机发生时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国内财政、外汇和金融领域的赤字,基本上还属于经济系统的“内生性”危机。而1997-1998 年和2008-2009年发生的这两次位机,则主要是受外部危机环境的影响。

归纳这两次输入型危机的相同点,可以发现二者有许多相同点。
其一,危机成因:在发生危机前,国内经济都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拉动。因此,当外部发生金融危机时,则出现因出口需求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连带就业压力增加的困境。
其二,应对措施:以往内生性危机爆发之后政府都采取紧缩方针,而这两次输入型危机则完全相反,政府都是以大规模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试图维持经济增速不显著跌落。

(一)、第七次危机 1997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

1、发生背景

由于亚洲“四小龙”的劳动成本逐年上升,促使以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逐渐转向工资相对便宜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从而带动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如泰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曾一度被视为亚洲“第五小龙”,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的国民收入和民间储蓄银行逐年增加,然而,民间储蓄并没有流入银行,而是进入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时美国的华尔街大证券商们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特别是泰国和马来西亚,于是,欧美各国大量流动资金开始涌入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金融市场,而这一时期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劳动来开始出现不足,工资逐年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1996年,泰国股价在达到高峰后开始下滑,并在后续持续下跌,导致泰铢持续贬值,外资撤出,随后泰国经济风暴影响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从而引发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而这时的中国已经处于生产过剩的阶段了,我国的出口也逐年增加,我国1995、1996 、199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达到998.5亿元、1459.3亿元、274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分别增长57.5%、46.1%和88.1%,外需的扩大掩盖了我国生产过剩的供求总量关系变化。

2、危机爆发

1997年7月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增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98年的出口增长率陡然降到0.5%,外需迅速收缩,使国内生产过剩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

在1994年还处于通货膨胀(供不应求)的中国,到了1998-2002年则变成了通货紧缩,1997年10月到1998年12月,物价指数连续15个月绝对下降,此前老百姓只知道通货膨胀,却从来没听说过通货紧缩(供大于求)。

3、应对办法

面对这样一次典型的因外部金融风暴带来的输入型危机,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金融系统改革。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各国对金融安全的极度重视,使中国政府认识到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巨大隐患,正好此时的中国金融部门坏账压力越来越大,在金融风险濒临爆发的压力下,进行了银行商业化改制。中央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变成了独立于地方实体产业的垄断资本,这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国内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扩大内需的政策方针,截至 2000年的 3 年中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3600 亿元,这些国债主要是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事实证明这对内需增长的推动是十分明显的,在实施政策的当年就比较成功的应对了外需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而且政府投资还极大改善了基本建设长期投资不足的局面。例如,1998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卨速公路的建成,拉开了高速公路
修建的离潮,到 2003 年政府换届时,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三是“政府进入”成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基本经验。有了这一次通过国债投资“化危为机”的操作,为以后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参考,在此后的连续12年里中国持续增发国债,带动投资约10万亿,中国因幅员辽阔、经济地理呈三级台阶分布,以及市场选择等多种因索造成的城乡差别、地域差别和贫富差别不断拉大,曾经广为世人诟病;而在国内生产过剩却又遭遇外需下降的危机压力下,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正好成为政府名正言顺地增加投资的主要领域。例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天然林保护工程、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政府重新“进入”。并且,在有效应对1997年那次输人型危机以后,“政府进人”成为抗御以外部输人因素为主的经济危机的基本经验。

(二)、第八次危机 2008 华尔街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

金融危机,华尔街风暴,此次美国危机源于信贷。因为有钱人都有房,而没有钱的人没有房也借不过钱来买房,这类人没有实际的还贷能力,给他们借钱叫次贷(也就是比信贷低,没有还款能力的说法)而为了赚钱,美国的大型房地产公司通过银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借款,而这类人根本就不可能还得起。从而造成了美国信贷无法运行,资本成为死账无法收回,在金额不大时没有很大的关系,而当美国的银行的钱借得差不多了,却没有能及时还,就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公司的关门。因为房地产公司是银行借贷的保证人,当房地产公司没有办法运行时,银行也只有关门了,这就是美国金融危机。

1、发生背景

危机发生前的国内宏观环境:

第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21世纪前后在全球资本进一步过剩、膨胀的驱动下,发达国家出现了传统产业向信息产业的结构型调整和升级,把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而把研发部门留在本国,发达国家通过这些产业去换取发展中国家的人市场,中国就是其中产业转移的对象之一。在全球性产业转移和产业价值链重新布局的浪潮之下,在国内货
币贬值和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的努力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再次发生机制性变化
,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由之前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变成了外部需求为主的拉力。在金融体系上,中国主动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新循环,形成了对海外的“金融依赖”。

第二,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三大过剩”和“三驾马车”的失衡加剧。林毅夫在1999年指出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劳动力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这“双重过剩”,再加上21世纪初完成金融改革后的金融资本过剩,就是“三大过剩”。伴随着“三大过剩”的日益严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比例的失衡也日益加剧。新世纪以来,由于劳动力过剩导致劳动力的工资长期停滞不前,广大依靠打工获取现金收入的农民消费能力萎靡不振,因此造成国内消费严重不足,由于国内的产能过剩又导致出口大幅增加。而过剩的异化于产业资本的金融资本又和地产与股市紧密结合,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融资循环着“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失衡的结构下,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由两匹桀骜不驯的“野马”(投资和出口)拖着一匹“瘦驴”(内需)极不协调的快速前进。

2、危机爆发

2007 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引发的以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立即就对中国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使长期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经济遭受重挫,出口对GDP的拉动从 2007 年的 2.6%下降到 2008 年的0.8%,另一方面,因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货市场而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
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

3、应对办法

“三农新政”对2008年危机“软着陆”的作用。在2003年中国进入经济高涨期后,农村劳动力又大量流入城市,农业就业人数大约减少了5892万人次,根据劳动保障部的对比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人均工资成本占人均增加值的比重一般在35%-50%,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9.3%,这些优质劳动力在城市遭受了“多级剥夺”后,养老和社会保证仍然需要农村来承担。但中央政府始终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目的是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基调。2005年的时候,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思想,并作为8项战略任务之首。

中央的各种惠农政策出台后,农村作为“劳动力池”的功能有所修复,县域经济作为城市之外的“第二资本池”的功能得以加强,这对于纠正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三大过剩”和“三驾马车”失衡无疑具有积极作用。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村原来的因经济关系紧张而普遍爆发的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而转变为一般性的农村内部的财产利益纠纷,整体上改善了农村的稳定状况,这是“三农”
能再次承载危机转移的代价的社会基础。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在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之际仍能有惊无险地从容应对的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应对。总体来看,面对本轮全球经济危机输入型的构成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领导人表面的信心十足,也许,正是由于中国此前已经未雨绸缪的进行了宏观调控和新农村建设。直接来看,此次输入型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同样是从内外需求两个方面着力。中央利用财政投资带动内需,比如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投入及所带动的地方和社会资金的总投资规模就达到4000亿元,与1998年投资主要用于基建领域不同的是,这次的投资主要民生工程、节能减排、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仅有一小部分用于基建。

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功能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2005年中央采取对中部和农村增加投入的政策,其初衷并不是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的救市投资,也不是缓解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但客观上既提升内需,拉动国内过剩金融资本投资,又能够更多地容纳内地农村劳动力以促进城镇化。在2008年危机爆发的时候连带发生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及时起到了吸纳这些回乡劳动力的作用,舒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